身份认同与文化建构——“为何我们要宣称我们是谁”

你眼中的那个群体,他们本就如此,还是他们表演成这样?

王明珂先生在《华夏边缘》一书中提到,“现代族群理论希望解答的问题是:‘为何我们要宣称我们是谁’?”(参见王明珂,1997)一群人的身份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追踪本来面貌那么简单了,而更是一个主动建构的问题。

 

内部东方化(internal orientalism)

杜克大学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的学术论文集,名为China Urban: Ethnographie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该书从人类学视角来审视中国城市,通过性别、农村、市场等城市以外的话题来理解城市。

Louisa Schein在论述时提出了“内部东方化”的概念。她的研究对象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苗族。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深入,苗族也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发展,变得更“现代”、更“文明”。Louisa认为这种快速的变化和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会削弱少数民族的特征,但不是通过摧毁他们的传统文化,而是通过为其呈现自我塑造的文化困境(cultural dilemmas of self-fashioning)造成的。这个困境(dilemma)简而言之就是:一方面,少数民族需要更新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活动等,以跟上现代文明的步伐;另一方面,作为特殊的群体,少数民族在他人心中有相对固定和鲜明的形象,因此在文化表达时,少数民族会加入大量的表演性实践(highly performative practices),从而主动地塑造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参见Louisa Schein, 2001)

为什么说“内部东方化”呢?在Louisa眼中,中国内部是有等级秩序的,往往汉族的文化被认为是先进的,通往现代化之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通往汉族之路。但少数民族本身又是特殊的,甚至有时候享有特权的一种身份,因此他们为争取更强的话语权,会刻意地“表演”自己。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在国家内部进行了一次文化的选择和重构。少数民族,其实成为了“汉族人眼中的少数民族”,或者“国家眼中的少数民族”

Louisa Schein的观点是值得推敲的,苗族文化表达中的表演成分很难得到证实。无论认为他们是自然流露还是刻意表演,都可以自圆其说。Nicholas Tapp评价,尽管现代与传统的冲突确实存在,却不仅仅存在于苗族这个群体;此外,并非所有的苗族都以参与制造自己的文化形象为代价来保持文化自治。Louisa此处默认了中国(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文化都被现代化“殖民”了,汉人则是现代化的最高点。(参见Nicholas Tapp,2001)

但抛开不足之处,Louisa的论点仍有启发意义。

 

谁定义了“少数民族”?

刘绍华在《我的凉山兄弟》一书中,注意到了相同的问题,即所谓的民族身份/文化身份究竟是谁赋予的。该书主角是诺苏人(化名),他们是“彝族”的一支。50年代国家展开“民族识别计划”,无数民族最终由政府划定为汉族和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凉山的诺苏族与云贵其他接近的族群整合成一个新的民族——彝族,由此开始了现代化之路。(参见刘绍华,2010)Louisa Schein研究的“苗族”也是类似情况。“苗”是一个随意的词语,在中文中指的是分布广泛且彼此差异很大的一群人。(Nicholas Tapp,2001)

且不论民族识别计划的得与失,但可以看到官方力量在定义民族身份时的重要作用。这无疑是一种来自外部的定义,并且带有一丝不可抗拒的意味。因而新的名称(如“苗”“彝”)也被慢慢接纳进少数民族的文化中。上文所说的“内部东方化”,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国家的力量,以及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群体的力量。

 

抗拒官方定义的群体

但一个民族的文化,绝不至于在短时间内被改写,族群自身也在和外部进行博弈,又主动进行一次次的身份重塑。

张兆和教授探讨了【亻革】家人的身份认定。【亻革】家是黔东南的一个小族群,50年代被识别为“苗”,但他们抗拒这个身份。改革开放初期,一位【亻革】家官员发现了关于【亻革】家历史的一份材料,名为“犵族史话"。在198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恢复初期,【亻革】家精英并未采纳该传说,因为故事中的一些元素不利于“科学”论证。而到2003年故事又被重新发掘,一名汉族学者在其研究中认为后羿是【亻革】家祖先。于是【亻革】家人普遍接受了“后羿后代”的身份认定,并在生活中不断强化这一意识。此外,精英们从汉文献典籍中挖掘关于【亻革】家的描述,从而支持自己身份的讨论。这实际上是一个“自我他者化”的过程,即挪用他人对自己的描述,调整自身以符合这样的认知。(参见张兆和,2014)

上述故事呈现出少数民族精英在建构自我身份时的主观能动性。抗拒官方定义的他们并非通过保持文化的纯洁性来证实自己的身份,而是不断取舍,丰富、优化自身的身份认同。他们并不是拒绝建构出来的民族身份,而是跳出官方的建构,完成自己的建构。两者的出发点绝对是有差异的,只不过从方式上来说,都是对民族身份的塑造

 

建构身份的意义

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何我们要宣称我们是谁?”

Louisa Schein认为,少数民族的形象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等话语交织在一起的,他们的身份被消费、挪用,也由自身内化。(McKhann C,2001)因此沿着她的思路,所呈现出来的苗族身份,是其顺应现代性做出的调整。

张兆和笔下的【亻革】家人,通过历史意识构建具有丰富内涵的民族身份。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一系列的举动是为了争取国家的承认,是政治性运动。这个过程中民族身份变得更正面、美好,可以说是副产品了。

至于开头提到的汉族往往是现代、先进的代表,则是有待反思、商榷的内容。刘绍华笔下的诺苏人,是在现代化浪潮中寻求新生活的一个群体。由于吸毒、艾滋等原因,“彝族”在当地汉人眼中成为“流动人口”、“犯罪”的代名词。讽刺的是,外出的诺苏青年以习得汉语、学习汉族的饮食和穿着为荣。

族群身份的认定和建构确实与政治不可分离,并且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表演”、重塑的成分,但是预留更多空间给不同的群体进行身份/文化建构,让所谓的“现代性”、“统一性”不那么粗暴地打断群体本身的发展脉络,或许能让我们看到更多样的身份。

 

 

参考文献:

[1]王明珂. 华夏边缘: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7.

[2]张兆和. 民族身份与历史意识: 中国贵州东南部族群他者政治试释[C]. 人类学与” 历史”: 第一届东亚人类学论坛报告集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Collected Volume of The First East Asian Anthropological Forum). 2014: 134.

[3]Schein L. Urbanity, cosmopolitanism, consumption[J]. China urban: Ethnographie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2001: 225-241.

[4]Tapp N. Minority Rules: The Miao and the Feminine in China’s Cultural Politics[J]. 2001.

[5]McKhann C. Minority Rules: The Miao and the Feminine in China’s Cultural Politics. By Schein Louis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01, 60(3): 845-846.

[6]Liu S. 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7]Mullaney T S. Seeing for the state: the role of social scientists in China’s ethnic classification project[J]. Asian Ethnicity, 2010, 11(3): 325-342.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