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侍坐篇中孔子为何钟情曾皙之志?

侍坐篇是《论语》中非常著名的章节,它是全书中最长的一章,留下的争议也很多。其中最受关注的当属对曾皙之志的解读。曾皙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引自杨伯峻《论语译注》11.26,1980)然后孔子喟然叹道,我同意曾点啊!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曾皙这个人物形象在《论语》中仅出现一次,即在侍坐篇中。在其他典籍中出现的次数也寥寥可数,人物形象是很模糊的,因而通过曾皙这个人物去解读这一志向的意义并不大。理学家程颐评论说:“曾点,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所以,此处更重要的是理解孔子为何独独钟情曾皙之志,理解其中所传递的孔子思想和儒家精神。

 

1.“曾皙之志”的真实性考辨

乍看起来,曾皙的志向很不“儒家”,因而有解读认为这是孔子经历了多年政治失意后的避世宣言。更有观点认为侍坐篇根本就是虚构的,并非真实存在。理由还有篇幅的长度、内容的详略程度与《论语》其他章节不一致等。(董楚平,2009)

从《论语》的成书来看,基本的共识是《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王青,2010) 所以《论语》是孔门弟子共同追忆其师所作,由于参与者众多,“弟子各有所记”,因而各章节的内容长短不一,甚至偶有重复。(李建国,2012)

也正因为《论语》一书是由后来弟子陆续编撰而成,它的内容和篇章结构遵循了一定的内在逻辑。从首篇《学而》的“做人”问题出发,继而谈论政事、“礼”、“仁”等话题。一般认为,《论语》每篇都有一个大致的主题,前十篇为“上编”,相对独立和完整,后十篇为“下编”,主题主要为接续、补充“上编”的内容。书的中心思想,如孔安国在《家语后序》中所说,是“正实而切事”的,即《论语》一书与孔子一贯的思想主张保持一致。(黄克剑,2011;杨朝明,2003)

所以《论语》的实录性质是基本可以确认的,虽不能断定毫无润色成分,但章节的内容是可靠的。这个故事确有发生,基于此而展开的讨论才有意义。

 

2.宋明理学家的解读

曾皙的志向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对这句话的一种常见理解是,暮春时节,大家一起在沂水中沐浴,在舞雩台上吹风,汉代包咸即采用此说。

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宋明儒学,基于上述理解,认为曾皙具有“尧舜气象”。当其他三位弟子都在务实地谈论如何为政,曾皙只说自己想和朋友们沐浴吹风,悠闲地唱唱歌,不能不说是一种潇洒的情态。程颢认为曾皙懂得“为国以礼”;程颐认为曾皙说出了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志向;朱熹则称“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赞扬人与天理的和谐统一。(冯达文,2005)

然而他们忽视了曾皙所言的语境。侍坐篇中孔子一开始就规定:“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即让大家谈谈如何为政。理学家们强调曾皙的“气象”,侧重了曾皙说的话,看似有理,实际则是其从语境中剥离了出来。

这就导致了几位弟子之间对比的不平等。其他三位弟子根据孔子的要求提出了自己的为政想法,而曾皙“天马行空”地讲了自己沐浴吹风的愿景。这样就认为曾皙和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层次,进而说他达到了一种通达的“气象”,显然是不合理的。就如命题作文中有人偏题了,反而被认为更高一筹,凭什么?

另还有曾皙“识时”的说法,因为其他弟子不懂“道消世乱”,唯有曾皙无意用世,符合孔子心境。(钱穆,1985)这同样忽视了侍坐篇的背景。曾皙在侍坐篇中所表达的志向,不是与前文毫无关联的突然超越,而正是对孔子“如或知尔,则何以哉”的回答,是他对为政的一种设想。从政治层面理解曾皙之志才是更合理的角度。

 

3.“曾皙之志”的内涵及与孔子的契合

东汉王充指出,“雩”是古代专为求雨而举行的祭祀活动,“浴”应为“涉”,因而曾皙所言是指人们在沂水边祭祀。宋翔凤与刘宝楠对“浴”的解释与王充略有不同,但都赞同祭祀一说。(王青,2010)此处认为“雩祭”的解释更合适,孔子问的是假如被任用将做什么,祭祀代表了“礼”,事“礼”正是为政的一种。

前三位弟子所论述的为政层次不断上升,子路希望结束战乱,维持国家稳定;冉有希望使百姓富足,免于饥饿;公西华则想在祭祀的时候当一名相礼者,三者按照稳定、富足、为礼乐的顺序递进。这也是儒家为政理念的一种体现。到了曾皙,他进一步阐释了为礼乐的场景。

孔子素来重视礼乐,《论语·先进》第一则就是关于礼乐的论述:“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杨伯峻,1980)《论语》中还有大量的关于孔子对礼乐看法的记录,恢复自古以来的礼乐文明(周礼)是孔子的理想。但令孔子“喟然叹”并赞同曾皙的原因,不仅仅是重视礼乐这一点,而是与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的契合。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最高准则,日常生活及为政治国都必须以仁为终极目标。孔子曾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樊迟问仁时,孔子回答:“爱人。”(引自杨伯峻《论语译注》,1980)从这些论述中,很难概括出仁的确切含义,但几乎每一次关于仁的解释,都是在人际交往的框架中。朱熹总结:“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孔子的“仁”,强调了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而不是与世隔绝的概念。

曾皙之志的超越性,不是话题上与其他三位弟子的偏离,而是其为政愿望中参与者的差异。子路自信而莽撞,意图治理一个千乘之国;冉有治理的国家更小一些;公西华甚至说自己不一定会,但愿意学习祭祀等工作。无论他们关注的国家大小和个人的谦逊程度有多少差异,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话语主体围绕着他们自己。南怀瑾(1990)就指出了三人的“自我英雄主义”

曾皙的理想是从事礼乐,工作内容其实和公西华一样。但他的超越之处在于,从事礼乐的不只有他一个人,还有“冠者”、“童子”等很多人。这里他关注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注到了社会群体的幸福和乐,他个人的从政愿望与周围的人是紧密结合的。曾皙的理念与孔子的仁礼观念相一致。雩祭的愿望,是对礼乐的重视;所有的成员共同参与,体现了“仁”内涵中的人际和谐互动。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人是社会动物,国家与社会的理想状态是各安其位,处于一个井然有序的系统中。曾皙的志向,展现了全体成员对礼乐的尊重,亦是礼乐教化作用的体现,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完成了仁礼合一的过程,所以打动了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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